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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转型与中国文化学的产生(3)
在英语中最早使用“文化学”概念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的《原始文化》一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 )?。这一本书,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此后,英语著作中便较多地出现了“文化的科学”或“文化学”(culturology)的概念。1910年代,“文化学”开始在俄国出现。安得列·别雷于1910年在题为《象征主义》的论文集中专门论述了“文化问题”(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уры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1912年已使用了“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的概念。此时俄国的“文化学”,是针对当时俄国文化转轨的现实而兴起的?,不过它不仅在世界文化学的学术史上没有产生影响,甚至在后来苏联时代“文化学”大兴时期,也基本上被学术界所忽略。
中国学人最早产生“文化学”的学科意识,须上溯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启示,从西人“文化”与“自然”对举,在对文化与自然的理解的基础上,朦胧地认识“文化科学”的特殊性。1920年,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中说:“由学问论上言之,文化科学的提倡,首先发表此论者,虽为文氏(,李译文蝶尔般德,今通译文德尔班——引者注),有造成今日此派在思想界的势力者,实为理氏(,李译理恺尔特,今通译李凯尔特——引者注)。故一论及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即当依理氏的说以为准则。依理氏的说,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滕固也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向国人介绍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概念并作了评述?。李凯尔特著有《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著作,他超越了此前的欧洲哲学家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传统,将科学区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但在李凯尔特那里,这个文化科学从方法上来说是历史学,因而称为“历史的文化科学”。德国西南学派的理论,当时在日本十分盛行,李大钊、滕固均在日本留学(滕固后来才于1929年留学德国),对此有一定的了解。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对立,引起不同见解。日本学者铃木宗忠修正其观点,把科学区别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而文化科学更分为历史学(研究过去的文化)与组织学(研究现在的文化),这些均为李大钊、滕固等所注意。但西南学派所言的“文化科学”并不是“文化学”,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以“文化科学”为后来“文化学”的起源,难免误入歧途。国人意识到“文化科学”的真实意义在于,从“文化科学”与“文化学”在概念的相通性上,“文化科学”对于“文化学”的出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且由此观察,可以看到“文化学”学科概念的清晰化的线索。李大钊即受这一意识的启发,提出“文化学”成立的必要。他是从历史学的两大部分来论述的。他认为广义的历史学,一为记述的历史,一为历史理论,从各个具体领域的历史均对应有一般理论的学科,“对于政治史,则有政治学;对于经济史,则有经济学;对于宗教史,则有宗教学;对于教育史,则有教育学;对于法律史,则有法律学;对于文学史,则有文学;对于哲学史,则有哲学;对于美术史,则有美学;但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李大钊心目中的“文化学”,是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和,不免与“文化科学”在内容上混为一谈,而对“文化科学”能否成立,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说法:“这文化科学能够成立与否,现方在学者研究讨论中。”?滕固显然赞同李凯尔特就“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但也认为,“文化科学”是一个较大的范畴,历史科学就应该是文化科学中的一部分?。
关于“文化科学”的介绍,不止李大钊与滕固。1929年5月,刘叔琴在《一般》发表《论文化科学》,首先也介绍了德国西南学派的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说法,指出与自然科学相对,而有“文化科学”。但他又提出质疑,认为不能把自然科学和文化看作相对立的全然异其性质目的的科学。文化的事实与自然的事实没有根本的不同,两者都是法则科学,只是文化科学目前“还不曾脱离主观的形而上学的阶段。它之能否算是科学,还不能不使我们踌躇……我以为这种文化科学之现状,决不是起因于它原有的性质,这只为文化科学发达的程度还幼稚,是种偶然的现象。并且这也不单是文化科学所独有的现象,就是在自然科学,也曾有过这种幼稚的阶段。”?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629/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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