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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转型与中国文化学的产生(10)
从“文化”概念的使用来看,广义的文化概念最终占据主流,特别是在讨论文化比较和文化出路等问题时,作为根本性的概念得到公认。后来“文化学”的重要提倡者陈序经也将civilization译为“文化”,显然体现了他在广义文化概念的支配下,有意采取这样一种译法,如什维兹尔的《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The Deca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ivilization》、《Civilizations and Ethics》分别被他译为《文化哲学》、《文化的衰败与复兴》、《文化与伦理》。陈序经认为:“(什维兹尔)很明白的指出,从这两个字的语源及历史来看,这两个字,并没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绝不能像一般普通人所谓,文化是偏于精神的,偏于伦理的,而文明是偏于物质的,偏于非伦理的,而有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我们在这里所以译什维兹尔所用civilization为文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文化的广义含义,成为“文化学”得以倡导的先决条件之一,广义的“文化”观是“文化学”作为独立学科最重要的元概念。虽然当“文化”这一名词成为大家讨论的中心概念工具后,其含义在多数场合反而是狭义的文化,不过,仍有少数有意建构“文化学”学科的学者,在开展“文化学”的理论建构时,坚持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文化”。
二、由泛而殊:“文化学”学科概念的输入和逐步清晰
“文化”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同样“文化学”的学科概念也来自西方。就对中国学人的实际启示而言,“文化学”学科概念上的启示比学理上的传输更为重要。
“文化学”的学科概念起源于欧洲。最早倡导建立“文化学”的是德国的学者。皮格亨(-Peguilhen)最早在1838年《动力与生产的法则》一书中使用了“文化学”(德文Kulturwissenschaft)一词,将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并表示了建立“文化学”这门学科的意向。1854年,克莱姆(Gustav F.Klemm)以“文化学”命名了他的著作《普通文化学》,此书并不是系统阐述文化学的理论,而以说明原始文化作为主要内容?,尽管如此,他不仅给后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学科名称和定义,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文化学”的研究也引起了自然科学家的关注。威尔海姆·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915年发表了《科学的体系》的演讲,指出:“很久以前我已建议,把争论中的这个领域称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y)。”?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人类的本质,认为:“将人类与所有他种动物区分开来的人类特质,在‘文化’一词中得到理解;因此,对于特殊的人类行为的科学,可能最适宜称为‘文化学’(culturology)。”?他曾著《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由化学、物理二科研究所得,引申应用于阐述人类文化起源与演进。此书何以用“文化学”为名,作者解释说:“所研究之问题,乃社会构成之现象,而社会之构成,总其能事,亦不过为人群达其共同目的之一方法耳;人群共同之目的,以余所见,即文化是,因此,余遂决然以文化学取名,而曰《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
在英语中最早使用“文化学”概念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的《原始文化》一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 )?。这一本书,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此后,英语著作中便较多地出现了“文化的科学”或“文化学”(culturology)的概念。1910年代,“文化学”开始在俄国出现。安得列·别雷于1910年在题为《象征主义》的论文集中专门论述了“文化问题”(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уры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1912年已使用了“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的概念。此时俄国的“文化学”,是针对当时俄国文化转轨的现实而兴起的?,不过它不仅在世界文化学的学术史上没有产生影响,甚至在后来苏联时代“文化学”大兴时期,也基本上被学术界所忽略。
中国学人最早产生“文化学”的学科意识,须上溯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启示,从西人“文化”与“自然”对举,在对文化与自然的理解的基础上,朦胧地认识“文化科学”的特殊性。1920年,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中说:“由学问论上言之,文化科学的提倡,首先发表此论者,虽为文氏(,李译文蝶尔般德,今通译文德尔班——引者注),有造成今日此派在思想界的势力者,实为理氏(,李译理恺尔特,今通译李凯尔特——引者注)。故一论及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即当依理氏的说以为准则。依理氏的说,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滕固也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向国人介绍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概念并作了评述?。李凯尔特著有《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等著作,他超越了此前的欧洲哲学家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传统,将科学区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但在李凯尔特那里,这个文化科学从方法上来说是历史学,因而称为“历史的文化科学”。德国西南学派的理论,当时在日本十分盛行,李大钊、滕固均在日本留学(滕固后来才于1929年留学德国),对此有一定的了解。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对立,引起不同见解。日本学者铃木宗忠修正其观点,把科学区别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而文化科学更分为历史学(研究过去的文化)与组织学(研究现在的文化),这些均为李大钊、滕固等所注意。但西南学派所言的“文化科学”并不是“文化学”,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以“文化科学”为后来“文化学”的起源,难免误入歧途。国人意识到“文化科学”的真实意义在于,从“文化科学”与“文化学”在概念的相通性上,“文化科学”对于“文化学”的出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且由此观察,可以看到“文化学”学科概念的清晰化的线索。李大钊即受这一意识的启发,提出“文化学”成立的必要。他是从历史学的两大部分来论述的。他认为广义的历史学,一为记述的历史,一为历史理论,从各个具体领域的历史均对应有一般理论的学科,“对于政治史,则有政治学;对于经济史,则有经济学;对于宗教史,则有宗教学;对于教育史,则有教育学;对于法律史,则有法律学;对于文学史,则有文学;对于哲学史,则有哲学;对于美术史,则有美学;但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李大钊心目中的“文化学”,是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和,不免与“文化科学”在内容上混为一谈,而对“文化科学”能否成立,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说法:“这文化科学能够成立与否,现方在学者研究讨论中。”?滕固显然赞同李凯尔特就“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但也认为,“文化科学”是一个较大的范畴,历史科学就应该是文化科学中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629/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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