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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转型与中国文化学的产生(14)
黄文山同样认为“研究文化法则,为文化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在黄文山看来,文化的法则是一种难寻的结果,最难处在于法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化法则完全无迹可寻。文化发展假如可以向一定或可界定的方向前进,那么也会清晰地表现出若干的法则。黄文山对于文化变迁和文化历程,提出以下的法则:一是发展的法则:“发明和采借乃是文化发展的历程之两方面。”二是接触的法则:“两种文化相接触,当发生交互采借时,优者强者胜利,劣者弱者被淘汰,否则类化优者而创成新型的综合文化。”三是复度增进的法则:“文化基础的复度增进,与所吸收的文化质素之多寡为比例。”?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文化学”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中国学者虽然不是主要地依靠引进西方的现成理论,但是主动延续西人的学术思路,加以创建,尤其在理论内涵方面,对于纷繁复杂的西人理论,采取综合的态度,试图建立“文化学”理论体系,至少在外观上已经显示出系统性和理论化的特点。相对来说,在“文化学”的建构上,中国学人似乎一度走在了西方学者的前面。
五、结 语
在近代中国各种新学科产生的过程中,“文化学”的异军突起具有典型的考察意义。当年置身其中的陈高傭指出,中国学人对于“文化学”,有特别的理由加以努力,“要想把西洋还没有建立成功的文化学,由我们提出来建立,似乎有一点太自不量力。但是我想我们只要努力,亦非决不可能之事。”?自西而东的“文化学”,在中国学人的建构下,反呈现出在西方不曾有过的声势。
“文化学”在民国时期的“建构”,为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提供了一个既显示共性、又体现特征的有益的补充,值得深入分析。中国学人力图使得“文化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相较于诸多学科完全引自西方并对西人亦步亦趋,“文化学”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学科极不发达的国家,却大有超越西人之势,这首先是西学驱动的重要成果。在西学东渐冲击之下,西学主导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基本底色,西学的学科概念、学术理论和学科形式,启发和推动了中国学人对于“文化学”的建构。这种建构,以三个方面的西学影响为前提。一是观念的变革,“文化”成为认识世界和自我表现认识的基本概念工具﹔二是学科概念和学术发展走向的启示,在追寻历史根本法则的目标驱动和西方学科的发展趋势引导下,致力于新学科的创建﹔三是西方学理的输入综采,从西学中获取新学科建构的基本元素、营养和资源。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学术整体上受制于西学发展,缺乏学术本身的原动力和内在基础,就“文化学”的建构情况而言,思想的需求显然超出了学术的需求(51),中国学者对于“文化学”学理,既难有原创,又未能真正消化。它由西学推动,并试图超越西人,终因西学的外部环境和国内学术发展的内在限制,难以修成正果。
注释
①海外研究集中于对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宏观探讨,而对于中国文化学的发展与实践则未见专门研究。国内由于传统学科类型框架的限制,这一课题长期未受足够重视。198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学概论著作,如刘伟《文化: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求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荣善《文化学引论》(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等,对文化学在中国发展的简要过程有所涉及。吴克礼《文化学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2年)提及了黄文山、朱谦之及其相关著作。黄兴涛《近代中国文化学史略》一文(载氏著《文化史的视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提出应从文化学的方法入手,作全面、深入、细致的历史总结。黄兴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有专节论述了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发生和发展概要,介绍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化学学者其及著作。田彤《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也专门论述了近代中国文化学的产生过程,特别论述了其产生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学术派分,论述更为详细。关于中国文化学学者的研究,多以其思想为对象,近年来少数论文和学位论文,对陈序经和黄文山二氏文化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其学术渊源进行过分析。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629/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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