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期刊导读
- 10/14他将国家地理与国学紧密联系起来,几十年的研
- 10/12转载:景军丨麻风村:一个历史制度论的阐释
- 09/29曾经风月:民国十大爱情背影,总有一个故事会
- 09/29《中国画学刊》创刊
- 09/24《西部学刊》是什么级别期刊版面费贵吗好发吗
转载:景军丨麻风村:一个历史制度论的阐释(2)
从20 世纪5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全国共建794 个麻风村,先后收容隔离至少20 万人。截止2005 年,全国尚存617 个麻风村,有2.1 万名康复者住在村内,平均年龄65 岁。【4】近年来经过一轮麻风村改造建设及并村措施,全国麻风村数量到2016 年上半年减少到593 个。继续生活在麻风村的老人平均年龄75 岁有余。【5】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麻风村何以制度化并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作为收容隔离麻风病人的常规机构建制。为此,笔者首先需要对文中借鉴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说予以简要的解释。历史制度主义学说的魅力在于沿着历史脉络反思制度与观念的互动关系。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制度”主要是指法律制度与组织机构以及制度化和机构化的规范,所谓的观念主要是指支配重大政策制定的价值观念、对政策制度化效果的判断以及对政策执行机构角色的理解和反思[1] 。在推崇历史制度主义学说的研究者看来,思想观念的驱动是制度生成和持续的最重要变量[2] 。中国学者使用历史制度主义学说做出的诠释见于针对户籍制度[3] 、福利制度、农村合作制度[4] 以及城市街道办事处制度的研究[5] 。总之,历史制度主义学说强调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历史渊源分析,防止对相关现象就事论事的解释,力主将政策和制度分析嵌入历史维度之中。至于具体到麻风病人隔离的历史制度问题,有鉴于麻风病人自古至今遭到严重的社会排斥,国内外社会学和人类学相关研究屡屡围绕麻风病人隔离制度与麻风污名的关系展开,主要以欧文戈夫曼提出的“污名化理论”作分析框架。根据戈夫曼的归因定义,社会群体的污名化源于3 类受排斥的差异性:一是身体残疾或畸形;二是别样的人格或性格;三是在民族或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差异[6] 。
在有关麻风污名的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国外学者高度关注了医者的作用。《民族医学研究》期刊发表的1 项研究显示,医生和护士专业知识水平越高,越懂得麻风病慢性传染的特征,可以有效的采取预防方式以及可以及时治愈的途径;反之,医者会排斥麻风病人,由此导致普通人对麻风病人更为负面的看法[7] 。《社会科学与医学》期刊发表的1 项回顾性研究还剖析了西方医生对酒精依赖患者、艾滋病患者以及麻风病人的看法,结论之一是医生既可能成为患者污名的推手,也可能为祛除污名发挥作用,分水岭不仅是专业素养和仁爱情怀[8-9] 。外国学者还注意到反歧视运动反而加重了麻风病人的污名化。例如,泰国政府试图将麻风病正常化处理的急功近利倾向和宣传教育的用词不当,致使部分公众对麻风病人产生更为严重的歧视[10] 。在形形色色的麻风污名表现之中,来自患者家庭的排斥最具伤害力。一位印度学者的研究显示,一旦麻风病人出现残躯或毁面,经常被家庭抛弃,流落街头变为乞丐[11] 。还有一些国家曾要求麻风病人不但要接受隔离,而且要做绝育手术,因而加剧了麻风病人的隐姓埋名生活的决心,结果是更不利于对麻风病的及时发现和治疗[12] 。根据一项有关印度尼西亚的研究,麻风病人规避强制隔离和社会歧视的策略包括隐瞒病情、拒绝体检、减少社会交往、避免受损身体暴露、逃离熟人社会等做法[13] 。
在中国学界,有关隔离麻风病人历史的研究应当首推《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梁其姿在这本著作中试图说明,官方隔离麻风病人的做法在中国自古有之,明清以来在华南地区还出现过民间麻风院,既有博爱救助的意图,也有隔离功能。她还指出,到20 世纪20-30 年代,中国社会精英将麻风病视为国耻,各省纷纷出台强制收容隔离麻风病人的法令,但基本属于未能生效的空头文件。政府能够大规模收容隔离麻风病患者的行动直到20 世纪50 年代末才出现,以一时风起云涌的公社化麻风村建制作为主要标志[14] 。
刘绍华撰写的《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也属于医疗社会史著作范畴,分析方法凸显了口述史研究魅力,全书精华内容是25 名中国顶尖的麻风病专家有关自己工作经历的口述史材料。在此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刘绍华在书中所言的“疾病隐喻”变迁。在该书,这一变迁是指有关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官方话语变化,即从民间的“赖病”之说变为国耻之说、从定调为国耻转为大集体制度必须铲除的障碍、从聚落体制的强制隔离政策过渡到在家中治疗的方针、从中国自身的麻风防疫模式转向对国际防治麻风经验的采纳。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绍华所说的“聚落体制”就是指麻风村建制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zonghexinwen/2020/1012/4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