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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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5编者前言 |《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 07/22《红楼梦》姓名文化研究综述
由文化否定到文化复兴:陈序经的文化学探索<(2)
1928年,陈序经回国后执教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讲“文化学”这一学科。在岭南大学短暂任教后,1929年,陈序经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和社会学。不久,陈序经进入德国基尔世界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在这一时期,陈序经阅读到大量关于文化理论的著作,如拉夫尼日·培古轩(M. V. Lavergne-Peguilhen)的《动力与生产的法则》、格雷姆 (Gustav F. Klemm) 的《普通文化学》、牟勒来挨尔(T. Muller-Lyer)的《文化的现象及其进步的趋向》等著作。(8)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43页。此外,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 B. Tylor)的《原始文化》一书引起陈序经极大的关注。泰勒在该书中对文化作出较为科学的定义,并对文化的演进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陈序经认为,这是把文化当作一种科学来研究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培古轩、格雷姆、泰勒等人对文化理论的探讨,激发了陈序经投身文化研究的学术热情。
通过对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的系统学习,陈序经形成以进化论、整体论和功能论为基础的文化观。1930年,陈序经在留德期间写就了《东西文化观》一文,对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进行了批驳,并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这篇文章是陈序经中西文化观的一篇纲领性文章,其后关于中西文化的研究多是对这篇文章的补充和完善。1931年底,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陈序经写就《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在书中,陈序经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旨趣:研究东西文化,为中国寻求一条出路。(9)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有学者认为,陈序经是为论证“全盘西化论”的合理性才建构自己的文化学。(10)田彤:《陈序经研究的现状与突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陈序经的学术关怀及其学术思想的整体性。实际上,陈序经晚年的学术研究,已不再热心于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转向了实证研究和历史研究。
(二)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论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当时的仁人志士对中西文化展开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遂成为当时学界的热点话题。梁启超、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知名学者,均参与到中西文化的讨论之中。然而,当时学界对于东西文化的讨论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鲜有学者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总体而言,当时学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探讨主要围绕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两大阵营展开。面对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流弊,陈序经抛出了“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陈序经对文化问题有着理性的认识,这使他对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批驳能够鞭辟入里。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在解决当下问题时,动辄返回到历史中去寻求答案。在这种思维逻辑中,自然会产生今不如古的错误认知。然而,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文化所走的途径是向前发展的。陈序经以进化论的观点来检讨复古主义,并找出了复古主义的内在矛盾。“本来文化是累积的,前人创造一点东西,后人加以改良扩张,自然而且应当比前人所做者为进步。”(11)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0页。实际上,复古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特别是与异文化接触后,自我中心主义会激发起盲目排外的情绪。
与复古主义的盲目排外不同,折衷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西文化的优缺,主张各取所长,优势互补,进而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最为典型的折衷主义观点是清末盛行的“中体西用”论,这种观点一度被认为是救国图存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观点很难将“体”与“用”完全区分开来。陈序经指出,“其用之所依,在于其体。体之所表,在于其用。而且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必赖其体。……中西文化既是两件不同的东西,今欲采纳西方文化之用,而不要其体,正像是舍本而求末,断其源而取其流。这种意见的错误,是很明显而很易见的。”(12)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40页。其后,诸多学者试图对中西文化进行总结概括,将中西文化区别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静的文化与动的文化”“植物文化与动物文化”“人的文化与物的文化”等等。(13)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第105-137页。这些二元分类法貌似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却是缺少科学论证的主观划分。陈序经以文化理论对上述观点一一批驳,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进行简单的分割。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0/0728/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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