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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趋迎与学术为用黄文山历史观的文化学阐释(4)
黄文山以其“文化学”的理论,来为民生史观从学术上寻找依据。他指出社会学史上早就指出文化发展的一致和绵延就是“生命保养”的结果,“生命保养”的原则可以说明整部文化进化史。其后许多学者都主张“求生存的概念”是“一切生存有机体的特征”,社会问题是历史的中心,而社会问题中,“生存”问题恰是中心。黄文山继从文化的角度,论述民生史观的合理性。他指出,“一切文化的展开,经济组织的改良,道德的进步,不外由人类求生存的努力造成。”“人类文化或制度的兴替,全视其能否适应人生的调遣以为断。”⑧黄文山:《民生史观论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 卷第1 号,1934年8月,第26、24、27、28、29 页。早在1929年,黄文山在《社会进化》一书中,已经用“文化迟滞”的理论,说明“后知后觉者”对于文化变动起阻挠作用,文化的创新有赖于孙中山所讲的“先知先觉者”,⑨黄文山:《社会进化》,世界书局,1929年,第113-114页。在《民生史观论究》里,黄文山再次阐述,“人类生存到了发生障碍时,先知先觉不满意其时的社会状况,便起来革命,而革命实是文化转向的因素。”⑩黄文山:《民生史观论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 卷第1 号,1934年8月,第26、24、27、28、29 页。
如同对于“史则”一样,黄文山主张现代的“史观”也必须立足于科学,而不是如旧日论史者注重于哲学。现代的史观“以探究历史变动的主因为鹄的,所以实际上就采取了科学方法。这恰似自然科学的法则之形成,构成实验室中由观察和实验所搜集的资料之逻辑的完成一样。”民生史观的核心在一个“生”字,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而是“唯生论”。为配合陈立夫的“唯生论”,黄文山力证,“生”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民生史观所由出发的“唯生论”,是以科学的事实为依据的。黄文山指出:“我们固不必如近三百年来的社会机械学派一样,把物理科学的法则削足适履地应用到历史,应用到文化与社会,但唯生论的科学的根据却不容我们轻轻放过。”①黄文山:《民生史观论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 卷第1 号,1934年8月,第26、32、33、35、38、40 页。
为了证明唯生论的科学性,黄文山将对“唯生论”的阐释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指出:“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由文化的展开,遵照着单个的基本冲动使然。这是我们已知的假定。文化史的单个的、优越的、基本的因素,就是‘生存’。”从“唯生论”出发,揆诸历史,可以发现:“史的唯生论所烛见的文化形态是以血缘关系及经济关系为基础,而产生相应的政治组织。每种文化质素、文化丛体、文化模型的成立,统由于人类求生的冲动所造成。其目的则在:(一)维持生存,(二)充实生存,(三)延续生存,(四)保护生存。”②黄文山:《民生史观论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 卷第1 号,1934年8月,第26、32、33、35、38、40 页。
黄文山所作的所有学术论证,都是指向最后的信仰式的结论,即民生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最高的和唯一正确的指针,是最高的“史则”。黄文山将其喻为“研究历史的锁钥”和“实际行动的南针”。黄文山说:“以宇宙一切现象的变动,虽各有其一定的法则,然其变动的原因与倾向,却完全统一于一个总的法则之下——‘生的法则’——包含绝大的真义。人类乃自然最高的产物,其一切历史上文化上的创造和努力,更处处表现‘生’的倾向,受着民生法则之支配。……我们在世界整部的文化史、社会史随处都可以找出充分的凭据,证明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铁则。”③黄文山:《民生史观论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 卷第1 号,1934年8月,第26、32、33、35、38、40 页。因此,应当以“民生史观”来说明整个文化史的过去与未来,“我们对于人生所需要的是一种新批评,对于价值所需要的是一种新标准,而对于历史所需要的当然是一种新的解释,历史上之唯生的解释或民生史观了。”④黄文山:《历史科学与民生史观》,《更生评论》第1 卷第2号,1937年2月,第17 页。
结论
鲁滨逊评论19 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时指出,他们“在历史里面要想发现政治家或军事家的模范,要想推翻异端的神道,要想说明旧教徒是对的,或者新教徒是对的,要想说明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的步骤,或者要想说明自由是从德国森林里面出来的,永远不回去。——这几种目的,虽然有时研究得很深奥,却都是非科学的。”⑤J.H.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44 页。作为一名党派学者,黄文山以自己较有心得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作为主要学术资源,从“文化学”的视角来阐释历史观,力图在外观上给人一种“科学”、“学术”的面貌。但正是因为政治上的趋迎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附和,在学术阐释和意识形态目标之间,反而导致两途分野。以“科学”为意识形态所用,虽比一般政治理论家、宣传家的政论更富有“学术性”,但也最终难以摆脱鲁滨逊所批评的“非科学”的结局。这一现象对民国后期知识界影响深远,如果说黄文山因与国民党渊源深厚而成为较早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学人,那么到1930年代中期之后,内外因素导致官方意识形态获得了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的条件,知识界主动或被动的政治趋迎与学术为用成为越来越多见的现象,民国学风与士风所受政治影响日趋显著。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629/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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