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期刊导读
- 02/10王齐洲:“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
- 02/10蒙古族“烧饭礼俗”的文化学解读
- 02/10张录成:中国画的创作者,并不是把中国文化学
- 02/10构建中医文化学 为中医发展提供优良土壤
- 11/12《旅游学刊》2019年第3期目录
蒙古族“烧饭礼俗”的文化学解读(3)
总而言之,蒙古民族的祖先祭祀——“烧饭”源于萨满教的灵魂观。这种灵魂永存的观念不仅局限于帝王祭祀,也扎根于民间,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作用。其中,辽朝皇帝和元朝皇帝的墓地和祭祀地分作两处的做法是最典型的灵魂祭祀的产物。
(二)“不洁说”是烧饭祭祀中女性禁忌的根源
灵魂观的产生是草原民族从直观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第一大飞跃。同样女性禁忌也伴随着母权社会的瓦解和父权社会的建立而产生。众所周知,蒙古族烧饭祭祀中有女性禁忌。对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如“女性不洁说”“保护氏族秘密说”“保护女性说”等。其中“女性不洁说”是流传最广、最具说服力的观点。
禁忌是指人们对神圣的或者不洁的、危险的事物所持态度而形成的某种禁制,是人们为自身的功利目的而在心理上、言行上采取的自卫措施,是从灵魂崇拜中产生的,后来人们逐渐将它制度化、礼仪化的产物。其中对妇女的禁忌最为严格。沈炯哲指出:“无论是宗教禁忌还是祭祀禁忌,其核心是制约女性参与一些与神灵有关的宗教活动,其理由是‘妇女身不洁净'。”[10]在古人心目中,祖茔地和灵庙是祖先神灵之寄宿,女人带着不洁净的身躯靠近神灵可能会玷污它们。
古代蒙古人,甚至当代蒙古社会中,有比较严格的女性禁忌。在一般情况下,女性不准参加与神灵有关的祭祀活动,如祭火、祭敖包、祭祖等活动。蒙古族的女性禁忌中,对处在生育年龄的女性禁忌更加严厉。2010年6月27日,在鄂托克旗举行的“首届拖雷伊金祭祀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拖雷伊金达尔扈特后裔都给玛老人回忆,“本人到了十三岁,便不准参加祭祀活动。因为拖雷伊金祭祀仪规规定,女人到了成年不得参加祭祀仪式”[11](P.63)。成吉思汗祭祀在某种意义上是黄金家族内部的祭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黄金家族的夫人们不但不准参加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就连骑马或坐车途径八白室附近也必须用帷幔遮挡其面。因为她们肩负着为黄金家族生儿育女的重大使命,如果用妇女之身玷污了祖先神灵,会得到惩罚,其结果是不怀孕。收录成吉思汗八白室档案的《成吉思汗八白室》一书中,罗列了原达尔扈特首领毕立贡达来的很多罪名。其中的一条是为了敛财,违反祖规,让黄金家族的夫人们近距离祭拜八白室,致使黄金家族濒临绝后的境地等[12](PP.192~193)。
简言之,古人认为神灵是神圣的,而妇女有不洁之身,妇女以不洁之身靠近神灵是对神灵的一种冒犯。长期以来,受这种观念的约束,女性在此类禁忌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烧饭祭祀中出现的种种违反常态的举动是迎合另一个世界的需求
萨满教认为,人死后灵魂到达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普兰·迦儿宾的行记中说:“他们对永生和永久裁判全然不知;但他们相信,死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时,将倍增自己的畜群,吃、喝,及现世界中人们所做的其他事情。”[5](P.26)萨满教认为,现世的生活与灵魂世界的生活本无多大差别,最大的差别表现在生活秩序的颠倒上。在芬兰学者U·哈鲁瓦的《萨满教——阿尔泰系诸民族的世界像》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阿尔泰诸民族的意识中,虽然那边世界的一切生活与这边世界的生活完全相同,但它的秩序完全相反,有特殊的太阳和月亮,从西边日出,在东边日落。”[13](PP.315~316)萨满教认为,这边世界的人们使用完整的器皿,那边世界的灵魂则使用破损的器物。蒙古人埋葬死者时,“将把他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一同埋入下土,但需要把完整的物品打碎后或者活人不能使用的物品一同埋入坟墓。这并非是无意而为之。如果说人死时,他的灵魂离尸体而去,那他使用过的物品也有灵魂,需要把它打碎,使得物体和灵魂能够分离。人死后,他使用的不是碗,而是碗的灵魂……死者如果是家庭主妇,陪葬的物品应该是拆散了的剪子、弄断了的针头和单个耳环;如果是军人,陪葬的应该是折断了的军刀和长矛。”[14](P.137)因此,蒙古人在平时,特别忌讳使用豁口的碗盘和不成对的筷子。萨满教还认为,人活着的时候需要食用食品,死后只要嗅到气味便可。于是就有了焚烧酒食,用烟气把美食的香味送达到彼世的“烧饭祭祀”。
有关蒙古人对灵魂世界本末倒置的认识,在成吉思汗“嘎如利祭祀”中表现的最为突出。距离成吉思汗陵东北约1000米处有一块谷地,称作“嘎如利沟”,顾名思义是举行嘎如利祭祀的地方。从前,每年农历3月20日下午,拖雷伊金达尔扈特(守护拖雷斡耳朵之达尔扈特)在“嘎如利沟”事先挑选三处供焚烧祭品用的地块,在其上面画上寰椎形状的图案。上方是为成吉思汗和孛儿贴哈屯,中间是为忽阑哈屯,下方是为也遂和也速干哈屯准备的祭祀场地。而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无疤无节并干透的榆木柴禾堆放在这三处祭祀场地,为了快速点燃还需倒洒黄油浸泡。黄昏时分,各旗札萨克和台吉们举行完一系列仪式后,拖雷伊金祝颂使臣(替拖雷祝颂祖先功德的使臣)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门前铺好的白毡上,由札萨克和台吉们从反面扶上马,送往嘎如利沟。他敞开袍襟,举着台吉们从大斡耳朵火灶中点燃的火炬向嘎如利沟驰去。此时他骑马的姿势需要违反常规,以左座骨斜坐在马鞍上,用脚跟蹬马蹬,小指挂鞭,食指勒缰。到达嘎如利沟后,用携带的火炬点燃三堆榆木柴,然后把提桶里的牲献祭品投火焚烧。祝颂使臣把脸颊紧贴在地面,低声呼唤黄金家族先祖先皇的名讳。之后向火堆行九次叩首,再行九次祼祭。礼毕,带着余胙和火炬,唱着嘎如里祭歌,一直不回头风驰般回到大斡耳朵,将火炬余头放回大斡耳朵灶火中,给各旗扎萨克和台吉分发余胙[15](P.105)。嘎如利祭祀的主持人——祝颂使臣——的种种违反常态的举动,从表面上看,令人匪夷所思。其实,用萨满文化两种世界的理论观察其行为则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嘎如利祭歌》中的出现“buruu saran-a反方的月亮;buruu naran-a反方的太阳”与U.哈鲁瓦的说法完全吻合。祝颂使臣奔向那边世界,必须与活人相反的姿势骑马,只有这样才能够到达目的地。所以他所做出的从反面上马等反常举动是为了迎合那边世界的秩序。祭祀仪式结束后,祝颂使臣不回头、不慢行、风驰电掣般回去,是为了避免领来亡魂。这种习俗,在突厥民族、西伯利亚诸民族中普遍存在。成吉思汗祭祀严格意义上是黄金家族内部的祭祀。清代蒙文档案中详细列出了参加四时大宴的祭祀人,献祭者中只包括黄金家族出身的济农、鄂尔多斯各旗札萨克和台吉,不包括非黄金家族的人员。达尔扈特是承担祭祀费用、为祭祀活动提供服务的人群,他们不能列入献祭者行列。但嘎如利祭祀由拖雷伊金达尔扈特人主持,有两种原因。其一,证明成吉思汗祭祀的发起人是拖雷;其二,各旗札萨克和台吉虽然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但他们面对祖先亡灵还是心存畏惧。因此,派他人代行其责。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zonghexinwen/2021/0210/5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