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期刊导读
- 02/15你真的了解春节吗?这些“冷知识”你知道几个
- 02/10王齐洲:“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
- 02/10蒙古族“烧饭礼俗”的文化学解读
- 02/10张录成:中国画的创作者,并不是把中国文化学
- 02/10构建中医文化学 为中医发展提供优良土壤
王齐洲:“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3)
他将王国维和鲁迅开创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要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体裁研究,二是作家作品研究。”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经典研究论著(《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和《中国小说史略》)本身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核心特质就是全面把西方文化背景下学术的体系移入中国”,“从这个范式形成和内涵性质来看,毫无疑问,它是‘全盘西化'文化背景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制约掣肘的结果”。
然而,“随着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就逐渐暴露出它于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的固有本质产生隔阂,因而有削足适履和隔靴搔痒的不足。它所忽略和难以解决的中国叙事文学比较集中和普遍的是跨越各种文体和跨越若干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研究”。
因此,他“计划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做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其核心主线是围绕故事类型来构想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体系和范式。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属性和特点。它与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关注的情节人物最大区别就是离开了单一情节和人物,去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正是这些情节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异轨迹,才能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
所以,“从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故事类型研究既是对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和更新,更是对于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学术格局的颠覆和对于21世纪‘中体西用'学术格局的追求和探索”[4]。
看得出来,稼雨教授是要用“中国叙事文化学”来“改革”20世纪传统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颠覆”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的学术旧格局,“追求和探索”并最终形成21世纪“中体西用”的学术新格局。这样宏伟的抱负是值得称赞的,它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担当。
不过,从稼雨教授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描述中,其理论的自洽性似乎还不太够。读者的疑问是:“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学术理论还是一种研究范式?是一种学术策略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理论、范式、策略、方法并不截然分割,也非彼此对立,但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
就学术理论来说,“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基本概念有哪些?它与西方叙事文化学(“文化主题学”)有何不同?如果没有,加上“中国”就没有意义。“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故事类型”或“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为什么不用更通俗的中国故事类型研究?所有这些,都要有清楚明白的表述,要让人们真正理解“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真谛。
其实,“中国叙事文化学”不是不证自明的,它需要理论的论证,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还需要排除各种可能的误解,以减轻理论的阻力和压力。
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的叙事文化学”,其所关注和强调的就应该是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叙事文化”的“中国”特质。而“叙事文化”不仅包括叙事文学和其他叙事文体,而且也应该包括受叙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化类型和非叙事文体,如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因为只有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才能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更透彻地阐释中国“叙事文化”。
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学”,其所关注和强调的就应该是“中国叙事”所独具的“文化”特色。而“中国叙事”限定了其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叙事文学”和其他叙事文体,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和其他非叙事文体显然不在其观察和研究范围之内,其落脚点则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内涵及文化特色。
张培锋教授曽撰文指出:“有关叙事文化学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论述的多是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而对于‘叙事文化'——即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却少有揭示。”[5]他还指出一些用典的抒情诗歌是不可以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注对象的。
显然,培锋教授所理解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学”,抒情诗歌自然被排除在外。稼雨教授曽撰文回应,以为培锋教授误解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他认为:“‘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只能通过‘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去承载,去体现。在‘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中,就已经包括了‘叙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zonghexinwen/2021/0210/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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