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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民族特质(2)
特质二:根源于合道顺德与和谐共生的正确义利观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始终坚持道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绝不恃强凌弱。正因为我们坚持道义,所以才没有惹是生非的传统,不会干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发展;正因为我们坚持道义,才有了不怕事的勇气,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面对一切压力和挑衅我们都能从容应对。
中国古人十分重视道义的力量。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面对诸侯混战的局面,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观点,并进而指出:“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⑥在这里孟子已经明确说明,做事情如果能站在道义的一方,那么就会得到外部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做事情就能成功;如果是站在非道义的一方,就会众叛亲离,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继承了中华文化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甚至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的思想观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入地分析说,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而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势力对外侵略是退步的;在国际条件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被孤立的,是寡助;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作为世界性的人民运动,能够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是多助。“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⑦历史的进程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在经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后,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坚持道义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人的生命。中国古籍《周易·系辞上》有一句话:“生生之谓易。”中华民族对人的生命是从宇宙自然与社会道德相统一的层面理解的,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顺应自然的体现,尊重人的生命就是遵循天道,并努力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一个民族是否尊重人的生命,从这个民族如何对待武力就可以看出。有的民族遇到事情常常诉诸武力解决,凭借自身强悍的硬实力,用武力干预他国内政、介入他国发展,结果往往造成社会混乱不堪、人民生灵涂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始终牢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即使是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没有留下侵略和殖民他国的记录。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之所以从不惹事,就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在保护本民族生命权利的同时也维护其他民族人民的生命权利,绝不因自身的原因而剥夺他人的生命。我们之所以不怕事,也是出于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尊重,通过以战止战防止事态扩大化,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来群体的最大利益,且不提倡无谓的牺牲。
坚持道义就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同的义利观会使得主体做出不同的选择,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才能维护正义,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不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而坚持了错误的义利观,就是站到了道义的对立面,最终必然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中国传统文化中就长期存在着“义利之辨”,孔子最先揭示了这一对关系,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为“义利之辨”赋予了道德的内涵。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更加突出了“义”的重要性,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将“义”视为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也就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义利观。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义利观,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中国坚持道义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⑧中国通过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参与到其发展合作中来,共享发展的成果,这使得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给我们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增添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
文章来源:《文化学刊》 网址: http://www.whxkzzs.cn/qikandaodu/2021/0708/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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